那年秋天，二哥走了，当家人在海边把他捞起时，他一身湿漉的中山装，那是他曾给自己置办的最贵重的行头。那一年，我还在上小学，那天放学回家，母亲黯然地说：你二哥走了。我说去哪了？母亲说在海上。我说噢，跟谁去的？母亲拭了一下眼角，一个人去的，瞒了大家。我终于明白母亲的意思了。脑子里便全是二哥的影子。
        二舅有三个儿子。二哥个子最高，很像二舅，相貌也像。二舅家里穷，他多年前得了肝病，没钱医治，一直吃着草根煎熬的药。他整日躺在床上或门口的躺椅上，高大的身子缩着，面黄肌瘦，说话的声音低低的。
        二哥初中毕业就不读书了。其实二哥书读得很好。他也写得一手好字，他有一支心爱的钢笔，有时候，他就坐在靠窗的大桌上，仿着字帖写字。他走的时候，那枝钢笔就别在他的上衣口袋里。毕业那年暑假，二哥在饭桌上说，我不读书了。二舅当时就躺在门口，微侧过头来问，不读书，你干吗？二哥说我会养活自己的。二舅没话说了。舅妈在边上抹着眼泪。二哥找来一堆长短不一的木板，在门口的院子里敲了一个方方的木箱，上面一侧开了一个掀门。我当时就在他的边上，他看着我说，冰箱做好了。他找了一条破棉絮在里面仔仔细细地铺平了，把手从掀门里伸进去，在里面摸了一阵，高兴地说很不错。他把木箱安在家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上，那车子旧很了，重磅。他用旧橡皮车胎固定住，靠在院子的墙角里，拍拍手，对着二舅说，爹，你放心吧。
       二哥开始在镇上卖冰棍。记得当时只有一种糖水冰棍，从批发部里拿来2-3分一根，他骑着自行车到处叫卖，5分一根。他那时个子挺高，却长得很瘦，骑在高高的车上，像一根晾衣竿。他走村穿巷，去得最多的是海边，那里有一个当时最大的船厂，是他的主要零售点。夏日炎炎，那些干得快冒出火的工人们，看到二哥来了也很高兴，大喊着，小伙子，快拿上来。二哥便背着冰箱一口气跑上高高的船板，递冰棍拿汗水粘湿的硬币或毛角。卖得差不多的时候，他便在海边逗留。他坐在海塘上，望着远方，潮来潮往，还有孤立的小山。有时一坐很长时间，我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些什么，船厂里的工人们也不知道。
二哥的柜子里有一抽屉的硬币和毛角，他过些日子会整理一次，分门别类，用长条纸一叠叠地扎好，到镇上的银行兑换成大的票子，有时也和母亲兑，因为母亲当时在镇上的菜场卖菜，找钱需要零头。听母亲说，那个暑假，二哥赚了一个工人一月的工钱，交给了舅妈，舅妈说，你也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，去镇上做一套吧，二哥推脱了很久，后来还是去了，做了那套中山装。剩下的钱给二舅买了一些药，还有一些就补贴家用了。
        秋天来了，冰棍不能卖了。他去船厂找老板，说想找份事做，老板看他高高瘦瘦的个子，笑笑说不行的，你干不了，在这里干要蛮力的。老板说完不再理会他了。二哥慢慢地走出来。二哥看着偌大的船厂，地上到处乱七八糟的，一些烂铁边角没人收拾，他突然很兴奋地跑回去说，老板，我给你收拾场地吧，我不要工钱，只给我你们不要的烂铁就行了。老板看着二哥稚嫩却坚定的脸，想了想，点点头走了。
他每天去船厂给工人们打下手，顺便把边脚料捡在一起，到了晚上用自行车驮回家，每天能捡的不多，过几天积得有一些份量了，便用小板车拉到镇里的破烂收购站里。他用换来的钱，给二舅买了药。空闲的时候，二哥就坐在海边，望着远方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那些工人们也不知道。
        二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人显得更加消瘦。一年开春的一个凌晨，二舅闭上了眼。我在他的灵堂前坐了一夜，舅妈搂着我的时候，我哇哇大哭。二哥没有哭，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，安静地跪着。我不知道，他生命的天空是不是缺失了一个角落，那个角落是不是致命的。
        两年后的那个秋天，深秋了，海风吹在身上，有点冷。二哥也走了。那天的事，我不在现场，是我放学后，母亲告诉我说，你二哥走了。那个凌晨，家人发现二哥的床上是空的，大家很担心，便开始出去找。大家找遍了所有可能去的地方。天亮的时候，就在船厂的海边，家人找到了他。他静静地浮在那里，穿着那件中山装。众人拖他上来，他面目安详，好像睡着了一般。很奇怪，他的肚里挤不出一点海水。
        那年秋天，那个清晨，海是静静的，二哥像一叶小舟，静静地泊在海边。（姚崎锋）